]〕此外，各种外在利益也只能通过自主的内在利益，才能对个人福祉有所贡献。

只有健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才能保障依法从严治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党内法规体系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五大子体系之一。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以上六项，即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创新。不断推进实施互联网+法治的行动计划。而建设法治社会所需法律，所需良法，需要法治国家供给。不断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

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创新也将不断发展。如果没有国家的公正司法，法治社会将难以维继。但我们假设立法者在边缘事例发生的时候是有此判断力的。

当然，运用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法律语言的模糊性问题，本文只是开了一个头，仅仅研究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问题。而策略性模糊则是立法者的有偏私行为，其目的是追求一时的政策效果或自身利益最大化。[9]在格雷泽和鲁宾斯坦2006年的框架里，辩论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而在李普曼的模型中，信号的发送者（说者）和接收者（听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在标准模型中，如果接收者可以清晰准确地接受信号，则精确语言必然占优于模糊语言。这种罪名在现实中容易扩大化，罪与非罪界限模糊，历来受到学者和公众的诟病。

20世纪的语言经济分析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块空白，尽管它由马沙克1965年的《语言的经济学》开端，[3]但追根溯源，语言经济分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早期著作，在《修辞学讲义》中，斯密猜测语言的一般规则的形成，是互动的个体采用符号交流的演进过程的产物。[2] 据姜廷惠的总结，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多种相互关联的研究范式，例如普通语言学范式、法哲学范式、语言哲学范式、认知心理学范式等{4}（P.8）。

{2}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杨书文：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及其整合机制。{8}[英]哈特，L. A.《法律的概念》，张文显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3}王洁：《法律语言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正如卡多佐法官所说，那些使争议得以发生的边界地区，最容易成为法律中的模糊地带{7}（P.81）。至于合理注意、显失公平、不当得利等基本民法概念，更是包含了相当多的模糊成分。尽管这种语言具有不可避免的模糊性，但如果在此标准上能形成一种默契和共识，则模糊性带来的缺陷将会日益减少。原因在于，已经公布的法律对各方而言都应该看做是共同知识，不可能像噪声信号模型那样有巨大的差错率，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听不清、找不到、读不懂法律的情形是少有的。

总之，只有改变了权力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策略性模糊才能消除。这种变化，和立法者赋予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的政策性考虑高度相关，只要这种政策性考虑不变，那么口袋罪及类似现象就很难被彻底终结。

{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类法律语言的模糊成分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多方博弈的框架方能处理。

第10条规定共同侵权，仅用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却未言及多个侵权行为是如何结合的。{9}许章润：法言法语的规范化（性）——一个基于近代中国语境的历史法学解释，载《法学》2010年第11期。例如，在法律领域内，基于噪声信号的策略性模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尽量地对这个自然收敛的趋势加以润滑，让立法语言更容易地趋近于最佳的模糊程度。一、立法语言的模糊性 正如蒂莫西•恩迪科特在《法律中的模糊性》中所说，模糊性以及因模糊性产生的不确定性，是立法的基本特征。中译本，[美]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钱勇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再如，刑法中区别量刑幅度的用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为了避免因为未来的通胀而影响法律安定性。[3] Marschak, Jacob: Economics of Language. Behavioral Science,1965，10（2），pp.135-40. [4] Smith, Adam.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211（1983）. [5]Rubinstein, Ariel. Economics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尽管水晶般的清晰是法律语言的理想目标，但质诸现实，法律语言的模糊特征已经成为立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故而，立法语言模糊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立法者本身的认识模糊。

鲁宾斯坦认为，词语的特定含义经过了演化过程而达到最优。J?ger也在《逻辑与语言手册》中详细综述了博弈语用学的成果，参见J?ger, G. Game-Theoretical Pragmatics, in J. v. Benthem e. d., Handbook of Logic and Language.2010， [8] Glazer, Jacob and Rubinstein, Ariel. A Study in the Pragmatics of Persuasion: A Game Theoretical Approach.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06，1（4），pp.395-410. [9] Lipman, B. L.（2006）. Why is language vague? Working paper, December 2006，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oston University. [10] Franke, Michael; J?ger, Gerhard and Rooij, Robert van. Vagueness, Signaling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New 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11，6797，pp.45-59. [11] OConnor, Cailin. The Evolution of Vagueness. Erkenn,2014，79，pp.707-27. [12]本文不讨论立法者自身对世界的认识、或适用法律出现模糊的情形，因此，笔者假设立法者在每类具体的边缘事例发生时，有能力判断它是否合法。

但是，除非这样做得到了立法者的默许，否则，错误的理解和解释不可能长期反复地发生。四、基于立法现状的进一步讨论 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里，笔者使用哈特在《法律的概念》里举的著名例子——立法者设计了一个规则任何车辆禁止进入公园，但是，车辆这个词本身的边界是模糊的，于是，必然引起若干的边缘事例，单凭这条规则难以判断。用信号传递博弈的术语来说，在以上诸多情形中，博弈存在着混同均衡或半混同均衡，由于种种原因，发送者对不同的世界状态选择了同种的词句，从而导致了语言的模糊性。

[6] Blume, Andreas. Coordination and Learning with a Partial Languag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0，95（1），pp.1-36. [7]关于此领域的具体进展，可参见张卫国：语言的经济分析：一个综述，载《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同时，立法者的目标应当尽量接近客观的总社会福祉。

图2的横轴x代表事例所处的状态，0代完全合法，1代表典型的违法。在此背景下，法律的漏洞是不可能通过一个自然的演化路径来得到填补的，而有可能长期存在。

[8] 李普曼则认为从标准的信号博弈的角度，演化不足以导致语言的最优化，却可以导致语言的次优——即某种最优的模糊度。执行者也许会弄错立法者的本意，甚至按照自己的利益任意解释法律条文。

目前，语言的经济分析专家们已经对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模糊性进行了一些研究，并且取得了若干成果，笔者在这里首先简述语言经济分析的研究思路，然后循着这一思路，对立法语言的模糊性进行若干分析，以期得到若干有启发性的结论。罗士俐：法律语言本质特征的批判性分析——准确性、模糊性抑或严谨性，载《北方法学》2011年第4期。以牺牲法律清晰性为代价，增强法律的概括性，换取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我们可以用图2进一步解释这一区分。

三、立法语言的技术性模糊与策略性模糊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语言模糊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模糊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如果语言清晰化不会付出任何代价，那么，立法者将没有任何理由使用模糊语言。

《侵权责任法》之第2条中笼统规定对权益的保护，并没有细致区分权利和利益。因此，那种将未来所有情况都预先规定的机械法学的世界，必然会遇到种种困境。

立法语言的模糊性，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如上节所论，法律语言的技术性模糊是一种语言演化中的次优选择，语言的模糊度可以不断被调整到最优区间，最终形成一种精确度介于人工语言和日常口语之间的法言法语。